埃吉之后，她常来和我们住，半夜起来替我们照料布鲁克林，让我和大卫能睡上一会儿。
报纸放弃报道了吗？不。就在我生了布鲁克林之后几个星期，《镜报》就登出了一张我从家中走出来的照片，并且还画了箭头指向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我得减肥了。甚至布鲁克林得了疝气去医院就诊，他们不知怎么的也知道了。
有时候当我遇到梅兰妮·b和她的小女儿菲尼克斯的时候，我都难以相信：菲尼克斯白天和晚上都睡觉，梅兰妮总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永远都没办法让布鲁克林穿得整齐漂亮。穿上漂亮衣服之后，他只能保持五分钟，然后就会把衣服吐脏，我们说的可不是每天饭后的三次，而是一天二十次。他总是不舒服。他的症状是所谓的弹射状呕吐。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w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
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
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家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家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写成了“i”。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
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家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查德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士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迷。
他们能办到我力不能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将绝对是一场噩梦。要想确保没有人擅自进入派对现场，付给我们的100万英镑只是他们的第一笔开支。在梅兰妮·b的婚礼上，一群摄影记者躲在一个小岛上，穿着伪装服在那儿躲了好多天才被发现。
我们去看拉特尔斯城堡的时候肯定是一月份，尽管那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冬季萧索的景象，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地方。像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也曾想像我的婚礼将会举办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我是公主，大卫是王子，我们将在城堡里结婚。大卫和我有一样的梦想。拉特尔斯城堡和我想像中的城堡完全一样：有塔，有角楼，上面爬满了常春藤，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城堡里面也如你们所能想到的那样古色古香，但都刚刚装饰过，不像我们以前去看的许多地方肮脏得让人不快，诸如椅垫上有破洞之类的事。我想要一个非常干净、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地方。拉特尔斯城堡正是那样。两家人将要住的所有房间都很漂亮、阳光充裕，开着大窗户，还有让人感到快乐的气氛。甚至连地毯都是新的。
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那个装饰性建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废墟，离主建筑大约500码。
“那么，这里难道不是结婚的最佳地点吗？”佩里格林说。要看出这一点，你得有点想像力，不过，没错，如果佩里格林能舞动他的魔杖，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路边就有一座教堂，但不是特别好，在安全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那个装饰性建筑是一片废墟。它一直延伸到岩石中，因而特别潮湿。一个流浪汉曾经住在那里，没有地面可言，你能听见下面的流水声。但是如果他能把它改造好，那它就是完美的，完全符合我和大卫所想要的浪漫的罗宾汉式的中世纪风格。但是，佩里格林说还有一个小问题。在爱尔兰，要使婚礼合法，必须在受到神庇佑的土壤上结婚。
和阿伦·爱德华兹在一起工作的卡罗琳·麦卡蒂尔来自北爱尔兰；你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凑巧的事，她父亲与教堂有点关系，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特许。否则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根本不合法。那岂不是很滑稽吗？不利之处在于，佩里格林解释道，那里只能容纳少部分人——最多30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附带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将只限于一些最亲近的人，接着我们将举行盛大的派对。
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找到一个与大卫的训练日程不冲突的周末，因为拉特尔斯城堡已经有了很多预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时间是合适的：1999年7月4日，星期天。
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所以拉特尔斯城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租下了。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时它已经像我们计划的那样了。
《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
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这三家均为纽约著名百货公司）。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把我介绍给维拉·王的是“辣妹”的形象设计师肯尼。她的生意主要在纽约。她的设计具有浓厚的好莱坞风格，她为莎朗·斯通（好莱坞著名影星，以性感著称）、尤玛·瑟曼（好莱坞著名影星）
和玛瑞亚·凯里（美国著名歌星）这样的人提供服装。肯尼和我一起去了维拉·王在曼哈顿的展室，我非常喜欢一件前襟脖颈下带遮沿的礼服，决定那正是我想要的。维拉把这件礼服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她确实很慷慨，因为这样一件衣服值一大笔钱。这件礼服的束腹内衣是一个叫珀尔先生的人制作的。他是英国人，在服装设计圈里非常出名，但是相当古怪。他自己也穿束腹内衣，为了突出他那22寸的细腰，他拿掉了两根肋骨。事实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因为他穿束腹内衣的年数太久了。他总是穿着它，甚至睡觉时也穿着。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脱下来。但他确实非常有天赋，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制作过程是这样安排的，礼服的束腹内衣将由珀尔先生来做——维拉·王会把布料送给他，由他把束腹内衣缝上去——同时，她在纽约的制衣间里把套裙做好。
肯尼的另一个想法是由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婚礼仪式结束后穿的服装。我曾经看过他设计的服装的照片，非常欣赏他的设计——他制作的女服非常好。这一次他将为我和大卫两个人设计服装。
我开始想穿一件侧面开着长衩的紧身、性感的结婚礼服，但当我试穿传统结婚礼服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抵挡它的魅力——你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穿那样的荷叶边装饰的礼服而又显得很得体。我可以把紧身、性感的那一件留到晚上穿。
安东尼奥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使坏。在时装业，许多人都是些坏脾气的家伙。但是他一点也不。时装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件东西他们总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好。在这个方面，维拉和安东尼奥都是忠实‘的奉行者。他们忙了一整年，拿试样，缝纫机转个不停，可是到了婚礼前三个星期，还是不见两件衣服的模样。
曼联夏季停赛后，我们决定在婚礼前离开几天。南希·贝里真好，她说我们可以去她在托斯卡纳的家。南希嫁给了肯纳·贝里。肯纳·贝里和理查德·布兰森开创了维京唱片公司，南希在那儿工作时遇到了他。现在肯纳是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总部设在伦敦，南希负责维京唱片美国方面的事务，所以我认识他们俩已经有许多年了。他们的房子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媒体很难发现我们，而且在那儿我们还可以好好晒晒太阳。
我们的婚礼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们甚至搞到了邀请函。我们知道请帖一定是被偷去的，因为当时一份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维拉·王从纽约飞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结婚礼服。我们在“蓝马克”宾馆会面。这时离婚礼还有整整两个星期，我在试穿礼服时，身后的电视里正在转播索菲·莱斯-琼斯和爱德华王子的婚礼。那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后来媒体大做文章，比较这两个婚礼——哪一个是年度最佳婚礼，哪一个最气派——荒唐的废话。那些小报对索菲非常刻薄，说她太胖、没见过世面。可我认为她看上去很漂亮。
我和大卫一直说我们宁可不找保姆，和布鲁克林在一起时我们都得到了很多乐趣，看着他长大，见证每一个细小的发展，我们都不想错过任何东西。而要想这样，惟一的途径就是始终守着他。
我并不是说找保姆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两家人都那么帮忙、那么爱我们，我们觉得即使不找保姆，我们也能应付。
可是随着婚礼的迫近，我妈妈说为了那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有个人照顾布鲁克林是个不错的办法。佩里格林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借用他孩子的保姆莉齐。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很像一个黑脸、卷发、穿着鲜艳服装的洋娃娃，总是那么快乐。
“既然你们打算在婚礼期间借用莉齐，”我妈妈说，“那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们一起去托斯卡纳？这样可以让布鲁克林习惯她，也让你和大卫多一些时间在一起，而不用总是担心孩子。”
因此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莉齐已经习惯为那些希望她整天照顾孩子的非常富有的人工作了。但是当我打电话和她最后敲定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并不需要她整天照顾布鲁克林。我只要她在晚上偶尔帮帮忙。“那样我和大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一会儿就跳起身了。”睡懒觉就不必说了，因为贝克汉姆家从来没入睡懒觉。
在机场时，莉齐问吃饭的时候她是否要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说，别傻了。让她一个人坐到旁边去显得不太友好。
莉齐是个好女孩，第一天晚上我们请她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是个错误。她在那儿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我和大卫有时间单独在一起，而不是让我们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进行礼貌的对话。
在我们动身去意大利之前，我的贝拉蒂服装还没到，但是，因为“第二梅斯特罗”（著名服装设计公司）的总部离南希·贝里家只有两小时路程，贝拉蒂说他会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