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他让我试穿了一下，因为那件裙子不太成功。尽管我很喜欢他在衣服的领口边做的那些花，可是紫色的紧身装侧缝开得过高而露出了里边红色的丝质衬裙。花瓣上嵌了许多水晶，以体现花上有露珠的效果。
“不是大问题。”他说。他会在下星期到伦敦把礼服送给我。
离婚礼还剩四天。维拉·王的礼服到了，非常好。安东尼奥·贝拉蒂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上了楼——不让新郎偷看。我穿上礼服，拉链裂开了。不仅如此，衬里也皱了起来。
“瞧，真是糟透了，安东尼奥。”
“别担心，维多利亚，我明晚再来。”
距婚礼还剩三天。安东尼奥七点左右过来了，这一次带来了一台缝纫机，一位女裁缝，还有一位助手，负责把花缝回原处，因为每次改动上身，都不得不把花拿下来。
距离婚礼还剩两天。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
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呼啦呼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
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我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有一扇哥特式窗户，因为很小，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座桥，要是在过去，上面会站着号手。他干得棒极了。所有的墙壁都打扫过了，地上铺设了人工草皮，第二天将点缀上一些干花以及下面小溪边的鲜花。他还弄来了白桦树，把它们放在城堡里，这样墙上和顶上就会布满树叶和枝条。事实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想让整个婚礼现场显得枝叶繁茂，这样才与城堡的氛围相一致。树上挂满了五彩的小灯泡。他让一些老枝条变成了圣坛。
我的婚礼花束遵循着同样的乡村主题——苹果、圣约翰的野浆果、常春藤、迷迭香和黑霉。我的伴娘是利伯蒂和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小女儿乔治娜。她们打扮成精灵，拿着常春藤和嫩枝，还戴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那是异常精彩的一天。我头一次没有时间感到紧张。再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婚礼稳稳当当地由佩里格林操持着；而且我就要嫁给我至爱的人了，我从没想过我爱一个人会爱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那就是“辣妹”家族又聚到了一块儿。不仅有那几个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当然还有肯尼，以及我的发型师詹妮和化妆师凯琳。只有洁芮不在。我不可能邀请她，因为那可能会引起太多公众的关注。可是在婚礼前大约一个小时，肯尼给了我一封信。是洁芮的信，肯尼仍然能遇到她。
这是她写的一首诗——有些潦草——她说是在车里写的。读了她的诗，我哭了。因为发生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在想她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几乎不认识我的丈夫。
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该多好。事情变成这样真叫人伤心，我们曾经那么亲近。我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事实上有多让人伤心。
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科克市的主教非常和蔼，和舍伍德森林的格调十分合拍，正如我想像中的托克修道士（罗宾汉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头顶部稀疏的头发、胖胖的、让人愉快的红面颊。他甚至还穿了紫色的服装，和紫、红、绿的主色调相匹配。
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的晚装十分精彩，尽管布鲁克林吐脏了他爸爸的衬衫，因此他的领带上有了让设计师发晕的斑点。可我们一点也没料到斑驳的杂色领带一年后会引领时尚。
我们共有225位客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身着白色或黑色服装。我妈妈穿的是玛丽亚·格拉其沃吉尔制作的服装。她在1997年曾经借给我一套晚礼服参加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
大卫和我爸爸都做了感人的发言。大卫哭了。我哭了。
我妈妈哭了。和普通人的婚礼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婚礼。埃尔顿因为耳朵病毒感染，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未能出席。除了“辣妹”，没有其他明星。这就是媒体所说的我们的婚礼中让人失望的一点。我们希望婚礼尽可能浪漫一些，我和大卫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我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只是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话罢了。
婚礼距离训练开始的日期非常近，我们知道蜜月的安排将是一个问题。有人为我们提供了魔术师约翰逊在夏威夷的住所。可是到那儿得花二十四小时，除非大卫能有更多的假期，否则根本不值得到那儿去。因此，在婚礼前，大卫请他的经纪入托尼·史蒂芬斯，托尼一直都非常乐于帮我们，去问曼联俱乐部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是否可以多休息两天，这样我们总共就有十天时间，足够出去一趟了。
事情有些复杂。婚礼后，大部分曼联球员将去澳大利亚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但是参加国家队的球员不去，因为其他人度假时，他们一直随英格兰队训练。所以在回曼联前他们将有四天额外的假期。但是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听说大卫越级申请在其他英格兰队球员四天假期的基础上多休息两天时，他气疯了。大卫不仅得不到额外的两天假，而且其他英格兰球员将享受的四天假期他也不能享受。在训练的第一天他就必须回到老特拉福德。
“可是，头儿，其他队员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休假，我回去只能和替补球员一起训练。”
“你自找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你让我归队却毫无理由。”
“别这样和我说话。”
“求你了，头儿，我刚结婚。我只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度蜜月。在这里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得离开这儿。”
“那你就去吧！”“‘可是你要我下个星期六就归队。”
“是的。”
“可是这连一个星期都不到，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大卫，我一点都不在乎。”
第十九章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在阿莱克斯·弗格森往拉特尔斯城堡打电话大发雷霆之后，大卫感到痛苦和愤怒。我早已知道“那老头”不好说话。但这一次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不给大卫他要求的额外假期是其一，不让他休其他英格兰队员都有的四天假，则纯属报复。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
我们俩都很疲倦。那就是现在人们要去度蜜月的原因——不是为了在性上了解对方，而是为了消除婚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我们刚刚举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婚礼，可是，突然，蜜月没有指望了。
我给“辣妹”办公室打了电话。有人建议法国南部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也许有可能。办公室和他的私人助理谈了，助理说我得给他的妻子玛德琳打电话，玛德琳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去那儿。
这真是天赐之物。但由于大卫不得不在周末返回曼彻斯特，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一天去，一天回，两天的蜜月。因此我们问保姆莉齐她能不能也去。除了其他的所有事以外，一想到无眠之夜，我就受不了。尽管我发现很难把布鲁克林交给别人，但这只是在夜晚。这一次我得这么做。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在卡普费拉，靠近尼斯，是个伸进大海的半岛。你驱车进入一个巨大的门，房子就在一条长长的美丽的砂砾车道的尽头。那儿只有管家和厨师。室内十分古朴，有许多高背椅和带涡形金框的镜子，跟埃尔顿家的完全不一样，但那儿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尽管我们的时间不多，我还是渐渐地放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嫁给了我爱的人，我成了贝克汉姆夫人。
尽管别墅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吃晚饭的房间，但让莉齐在那儿吃总有点不好，因此我要她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布鲁克林开始哭，谁去哄他？是我。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绝对出于本能。但是在蜜月的第一个晚上，让保姆和我丈夫共进晚餐合适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请保姆。
在蜜月的最后一天，大卫准备了一个惊喜。他给埃尔顿的管家袼朗打了电话，我们以前去那儿时就认识他了，请他租一条船。洛朗是个传统的法国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他说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因此在我们蜜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安蒂比斯，在那儿上了一艘巨大的白色快艇。这一次只有我们3个。这是一个像电影明星拥有的那种奢华的游艇，有两个客舱和一个大大的客厅。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因此就沿着海岸巡游，在我们左边是尼斯和蒙特卡洛，一直到意大利的边境，那儿的山脉一直延伸进地中海。
那一天晴空万里，厨师在甲板上为我们准备了诱人的烧烤，有海螯虾、对虾、海鲈。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是多么的放松啊。我现在还记得透过太阳镜看着天空中几片蓬松的白云慢慢地飘过来。突然太阳躲进云层，天空转变成了暗紫色，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一下子就遭遇了暴风雨。我想到的就是我没给布鲁克林带一件婴儿用的救生衣。尽管我们已走下楼梯到了客厅里，我们两个还是紧紧抱着他。无论这个孩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一切，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精彩的东西。我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保证他的安全。
暴风雨突然停息了，正如它的到来一样突然。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暴风雨云聚集起来然后突然爆发。
4天之后，我们飞回了曼彻斯特，大卫也恢复了训练——每天早晨25分钟和替补队员一起。真是滑稽！
当其他队员从澳大利亚返回时，大卫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我在奥尔德里·埃吉带孩子时，其他的“辣妹”都在做她们的个人专辑。甚至梅尔·b也在做专辑——当然，比起我来，她的宝宝要好带些。但我还是有被冷落的感觉。
我知道我想做些事情，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由于我对自己唱歌没有信心，我想尝试一下表演。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点被推进了那个领域：西蒙·福勒总是说我将会成为像莉斯·赫尔利那样的女演员。我很喜欢拍《辣妹世界》。无数天的起早贪黑，但是这当中充满了欢笑。尽管它受到了评论家们的指责，但是我个人感觉很好。
“辣妹”和威廉·莫里斯有很多业务往来，它是洛杉矶较大的演出中介。因此，当我可能进入演艺圈时，威廉·莫里斯在伦敦的办公室就成了明显的选择。我在那儿的经纪人是塔拉·约瑟夫。我幻想自己和布鲁斯·威利斯共同主演拯救世界的影片。或者是一部恐怖片，那样的话，至少我就不愁没有续集了。说真的，我希望有很好的演员班底和一位很有声望的导演，我不想一人担起一整部影片的重任。
自从4年前的《坦克女郎》以来，洁芮偷爆米花的那次，我的第一次试镜是为影片《查理的天使们》。
这一次我的打扮确实和剧中人物一样：我穿着一条紧身裤，尖头鞋，还有与之相配的手袋。有人给我送来好几个剧本，而只有这一个真正让我兴奋。我真的很兴奋，但也有点害怕。试镜时我得表演一个场景，镜头外有人给我说台词。这很难，听起来有点像拿气球来当足球踢。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录影带被送往好莱坞，几天后我会听到回音。我非常非常想做点什么。像我这样的工作狂，如果无处宣泄我的精力，我会变得易怒。因为我们不知道试镜几时结束，所以我们打算在我回来后去中餐馆吃饭。
当我父母家的安全门滑开时，大卫和我妈妈站在门口，这很不寻常。
我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幅定格的动画。我进了屋，休息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布鲁克林躺在他的“小桶”里睡着了，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生怕把他弄醒。我妈妈说他们有事要跟我说。大卫搂住我，吻了我一下。
“说吧，什么事儿？”妈妈让我坐下时我问她。
“好，你别惊慌，”她说，“我们受到了恐吓，有人试图绑架布鲁克林。”
立刻我的心跳加速，怦怦直响。这是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事儿。
我开始大口喘气，但没有泪水，我口干舌燥，我努力想说些什么，但一个词也没吐出来。
“警察说，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大卫说。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认为不是这么回事。有人往曼彻斯特的那个商店打了个电话，大卫以前的朋友蒂姆仍然在那儿工作，他有我妈妈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的人说他会在两星期后再打。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此人有曼彻斯特口音。警察试图追踪电话，但是电话是用超市货架上的手机打出的。我的家人几小时前已知此事，但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不是什么电话上能说的事。
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
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些关于人们被绑架的事儿，绑架者如何证明他们绑架的人还活着，比如邮寄人体的一部分，像耳朵之类的。我是这里惟一看报的人吗？但那时大卫只是搂着我，我开始哭泣。
我们不能总是呆在房子里，我们需要保安。自从巡演结束，我就没用过司机。当我需要司机时——像这次参加《查理的天使》的试镜——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就来为我开车。
找谁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弗兰克，他曾经把我们从波特兰医院安全送回家。他非常专业，开车很稳，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他。
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镇静自若、条理分明，但他能看出来我已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别慌，维多利亚，我们会处理好的。”
接下来，我给南希·菲利普斯打电话——她还在办公室——告诉她发生的事。
我妈妈正在叫外卖。
我想吃什么？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一小时后，弗兰克打电话来。
“维多利亚，你还记得道杰吗？”
是的，他曾给“辣妹”开过几次车。
“好的，维多利亚，道杰将为你开车，他还认识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一个人，此人能提供24小时保护。如果你觉得还行，道杰上午?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