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远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传说，而接近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概念和帝国观念。因为美国是经济体系的政治心脏，同时直到最近，美国似乎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点。而最近的不安全是由于美国会计诈骗案案发，而并非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都偏爱向美国投资。但是世界怎么会拥有那么多钱用来投资呢？这就必须研究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影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的机制。  
为富人效劳的国家
即使我们认同资本主义是惟一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这是我的看法），也必须承认这一体系由于某些基本的机能障碍而遭到破坏，包括对于富人。在这里我们试图做到真正的公平。让我们忘记劳动者阶层和他们受到的工资压榨，也忘记由于全球需求萎缩而导致受到侵害的大众利益。让我们试着从一个特权阶层者的视角，努力把目光变得短浅一些，关注富人们的忧虑，也就是说关注他们的利润。 高收益率导致上层阶级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些膨胀的收入并不以任何形式反映为现实的物质。利润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总额，一个货币符号的总和，其拥有者当然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消费而使用它。他们可以增加人员开支，通过购买服务，向社会底层重新分配所独揽的一部分的收入。在美国这一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服务业在美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当代第三产雇充当仆人和士兵的依附者。新兴的财阀阶层雇用律师、会计和私人保镖。研究这些再分配体制的最好的分析家，可能就要算斯密那样的早期英国经济学家了。斯密在18世纪末时，就观察到了通过侍佣阶层向社会底层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现象。“一个人通过雇用大群的工人而致富：他又由于要维持大批的仆人而变穷。”(the welth of ntions, pengu, 1979, 拓展斯密的经济意义，仆人的概念毫无疑问包括美国相当大一部分服务业的新经济。) 然而，今天抽取出来的资金总量的数目太庞大了。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被20最富的人所独揽（或者可以说是被5最富的人所独揽的）的那部分美国国民收入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这种现象几乎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的现象，只不过其他国家程度轻一些。”没有用于雇用的那部分收入怎么办呢？怎样将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呢？或者，如果我们从一个充满希望，而非担惊害怕的角度来替富人着想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些钱带来收益，自我再生，自我扩大呢？ 金融投资是必需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一种利润透明化的、让人放心的机构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需要。以前这一机构就是国家。国家作为借债者，其作用被马克思完美地描述过：公共收益很早以前就被资产阶级当作是一种金融安全工具。其后，又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赚得的利润投入到证券交易所中。几年之内，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又回到蛮荒状态的背景下，作为融资领域的领导国家和新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在吸收已经减速增长的世界利润（一方面是为了保值，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美国拥有所有的王牌：适宜的意识形态、最庞大的军事机器、最高的证券总市值。1990年，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的证券总市值与美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民族主义经济处于保护之下，难懂的日语保证了日本经济的不透明性，所以日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 美国作为货币市场和军事领域的领导，从开始起就提供了最好的安全条件。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似乎指导着整个世界的股票指数的涨跌，成为证券市场资金流动的主要终点：1990年美国证券市值总额达30590亿美元，1998年达134510亿美元。然而，所有这些与经济效率，以及物质意义的即真实的生产力的概念都没有关系，即使这一过程也出现了“新技术”这一值得研究的神奇因素。 证券总市值的增加，完全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不成比例，实际上这种增加只代表富人数量的增长。提取出来的利润使富人的收入大增，这些钱被投入股市，而股市中可供采购的“商品”——股票——数量相对不足，于是其价格被抬到实际价值之上。  
资金的蒸发
只要全球领导阶级，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保护国的领导阶级，能够从中获利的话，那么对于发达世界劳动阶级的剥削，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过度盘剥，是不会给全球化世界的平衡带来不可克服的问题的。美国霸权不断加深的脆弱性，一部分是由于这种调节机制威胁到了被统治区域内的特权阶级（这里指的是欧洲和日本的有产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兴的有产阶级）。因此，我们应该更为密切地关注利润的世界命运，我们不能仅限于在道德上批判这些利润的获取方式，还要研究它的挥发性。 如果我们跳出使用资本主义、利润、财富和证券交易所等等词汇的普遍和抽象的模型，而将这些概念重新植入世界的现实之中去，显而易见，相当大一部分的世界利润流向了美国的证券交易体系。我没有妄想独自一人重新完整地构建这个国外收入在美国的再分配机制。太多的金融和意识形态陷阱使得这一体系变成了一个哈哈镜：资本的所有者雇用数不胜数的律师和会计作为仆役；中产阶级家庭负债累累；华尔街接连遭到大清洗。不要忘了贷款利率正接连下跌，实际利率相对于基准线接近于零，这投机经济中基准利率几乎等同于货币的免费分配。如果我们承认美国经济就其物质现实而言生产力很低，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消费品，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证券总市值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流向美国的资金，用文学化的语言来说，流进了海市蜃楼。 附庸国的特权者们将资金向美国流动看做是一种资本投资，然而美国人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将这些资金转变成了用于从全世界购买日常消费品的货币。因此，资本投资便以这种或是那种形式蒸发了。经济学应当思考、分析和预见：股票指数的下跌，安然公司的消失以及安达信的倒闭都为此提供了线索，提出了假设。对于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来说，每一家美国公司的倒闭都意味着资产的蒸发。另外，通过我们法国的经验教训，从里昂信贷银行的丑闻到让·玛丽·莫西耶的美式夸大症，在美国的大量投资就等于宣告大难将临。我们还不知道，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被骗取钱财，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最有可能的是会发生规模空前的金融恐慌，接着便是美元的崩溃，其影响是导致美国“帝国”的经济地位的结束。我们还不知道，在安然和安达信事件之后，从2002年4月初开始的美元的贬值，只是这一体系的偶然事件，还是这一体系结束的开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也没有想到的。这一机制的崩溃将如它的出现一样震惊世界。 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穷人、中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收入以差不多同等的速度增长，道德家们对此会感到一丝宽慰，以为美国的平民阶层也囤积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的一部分利润。这其实在本质上是向杰斯·詹姆斯1860至1880年间著名的美国西部不法之徒，和他父亲一起带领一帮人专门抢劫银行和火车。的回归：将从富人那里抢劫的东西分给穷人——他的穷人。这样一种机制所表现出的美国的帝国实力，是不是与罗马的帝国实力较为相似呢？ 然而，美国并不具有罗马的军事实力。它对于世界的权力，需要得到周边被保护国领导阶级的认可。如果利润抽取的比率和金融不安定的程度超过某种水平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加入这个帝国可能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只有当美国公正地对待我们，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美国越来越将我们看做是中心统治社会的成员，我们才能继续自愿地向美国表示臣服，这甚至可以说是保持帝国活力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应当通过其普世主义，通过语言，还要通过经济行为，来使我们接受“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观点。然而，我们距离美国人的待遇越来越遥远，相反，我们更多地是被当作是第二等级的人，因为美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中心趋势便是普世主义的衰落，这对于世界是个不幸 的消息。  
普世主义
既代表活力又意味着稳定的普世主义原则是帝国的基本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帝国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这种态度能够将各被征服的民族和个人纳入帝国核心，从而不断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超越最初的民族基础。被这一体系所同化的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因为它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统治者。在被征服者的眼中，征服者最初的暴力转变成宽宏大量。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胜利，雅典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军事能力的不同，而是由于罗马公民权的逐渐开放以及雅典公民权越来越封闭。雅典人仍旧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种群：从公元前451年开始，要想成为雅典公民，其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公民。罗马人的民族意识起初一点也不比雅典人差，但是，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其公民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包括了整个拉丁语区的居民，全意大利的居民，最终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敕令赋予帝国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罗马的大部分皇帝也都是来自外省。 我们也可以列举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普世主义的体系可以通过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和不同人民来削弱后者的军事潜力：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第一个阿拉伯帝国闪电般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的极端普世主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罗马和帕尔特国家的解体。在当今时代，经济上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也是建立在对不同民族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的，这从根本上说似乎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征。法国在其人口下降之前，在欧洲确实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也是按普世主义的规则运作的。在最近失败的帝国中，可以举纳粹为例，纳粹的失败是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禁止将被征服群体的力量补充到德国本身的力量中去。 这种比较研究表明，征服民族平等对待被征服群体的能力并非来源于外部因素，而是发源于民族内部的家庭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先决条件。那些在家庭内部兄弟之间实行平均主义的民族——罗马、中国、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法国巴黎盆地一带都属于这一类——通常情况下倾向于平等地看待不同的民族和人民。融合的倾向就取决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家庭传统结构中并不包含兄弟间严格平等原则的民族（雅典、德国则更明显）就很难培养平等看待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意识。与外界的军事接触更倾向于加强征服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一种对于人类分裂的，而非大同的看法，对各民族采取的态度是差别对待（差异主义），而非普世主义。 很难以“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为基轴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定位。英国人很明显是后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功地保留了高卢人和苏格兰人各自的民族特性。基于绝对的技术优势而在海外建立的不列颠帝国昙花一现，因为它一点也不想融合被征服民族。英国人间接的权力，即“间接的统治”，并不排斥各地的特殊风俗文化。大不列颠帝国的非殖民化是其实用主义的杰作，相对来说也并不痛苦，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以统一的标准将印度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转变成大不列颠人，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而很多法国人都曾经梦想着将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变成不同的法国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接受帝国的衰落要困难得多。这种潜在的普世主义导致法国人投入到维护帝国的抵抗中，而这种抵抗给它带来的只是接连不断的军事和政治灾难。 但是对英国的这一特点也不应该夸大。考虑到英格兰面积狭小，而它所构建的大不列颠帝国辽阔广袤，尽管这个帝国昙花一现，但它能够证明英国人具有一种以相对平等和得体的方式对待被征服民族的能力。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杰作当数爱文斯—皮特卡德有关苏丹纽俄族研究，以及梅耶·福特斯对于加纳的塔伦西族的研究。这些在殖民时代完成的作品，其敏锐性和严密性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的分析既体现了英国人描绘民族差异的传统能力，又对多样化结构下所掩盖的人类的普遍性进行了敏锐的捕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之能够直接抓住个人或具有普遍性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面对相互对立的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原则，美国也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两重性，但这种表现是阵发性的。一方面，美国可以被描绘成极端普世主义催生的民族和国家。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一个由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移民互相融合而诞生的社会。最初的英国人核心显示了一种吸收不同民族来源的个人的绝对能力。移民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然而在60年代重又开始，并且扩展到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这种融合的能力，以及“扩大中心”的能力，带来了美国的成功，也带来了美国命运中的帝国式胜利。根据人口统计美国在2001年有居民亿，而2025年预计则为亿，这些数字本身便证明了这种能力。 但是，从相反的方面，美国也可以被描绘成一个极端的差异主义者。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难以同化的种群，遭受毁灭的命运，更常见的情况是遭受种族隔离。印度人和黑人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黑人和印地安人现在仍在继续以“西班牙语人口”的形式扮演着这种异类的角色。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将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两个表面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在运作过程中是互为补充的。刚开始时，确实有些外来人员无法确定是“同类”还是“异族”。过了一段时间，其中部分人被当作是同类，享有平等的待遇；而另一些人则被当异类，享受低等的待遇。相同和相异，平等和低等，是在“极化”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对印度人和黑人的抛弃，使得爱尔兰、德国、犹太、意大利的移民得以享受平等的待遇。而赋予这些移民平等地位，反过来又进一步将印度人和黑人定位为低等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他人地位的不确定，并非一种现代现象，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某种人类的原始特性。英国人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属于旧大陆的边缘地带，没有被纳入先后兴起的几个帝国或虽被纳入但程度不足。英国人也没有很好地掌握平等和不平等的原则。这种原始特性只是与家庭有关；而根本没有妨碍英格兰和美国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先锋者。 因此，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其平等和不平等观念的不确定，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对此通常都非常明确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将详细探讨家庭体系的起源。这本书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展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式家庭形式的特征。对于具有此种特征的地区来说，这种贵族家庭形式绝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潜力。我还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展示一些从人类学角度讲高度成熟的家庭形式，如阿拉伯和中国的家庭形式，并分析它们是如何阻碍发展的。简而言之，家庭的发展可能会阻碍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将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先验观念联系起来的人类学模型上来，我们就可以在传统的英国家庭中，辨识出一种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兄弟都是“不同”的，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不平等的。德国人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