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奉行非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实行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英国父母则有立遗嘱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自己的子女中分配财产。除了贵族阶层之外，通常情况下这种自由不会导致重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如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孩子而排除其他孩子的继承权。 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的对立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他人和外来人的态度非常地有趣和特别：即不稳定的态度。 普世主义的民族一开始将所有外来民族都认为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民族，这一态度导致他们一旦发现具体的外来人并不符合其既定意识形态时，就会失去耐心。普世主义民族存在明显的排外倾向：法国人对于闭门不出的阿拉伯妇女感到神经紧张，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则轻视那些并不压迫本民族妇女的周边民族，不要忘了还有仇视黑人的俄罗斯人，他们很难习惯于黑色的肤色，等等。但是，这种人类学上的对立体系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也没有受到过抨击。而赤裸裸搞差异主义的民族，至少在他们的对外征服时期——德国人直到纳粹主义，日本人直到军国主义时期——将其领土上的民族固定地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是变动着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条人类的疆界，这条界线使他们成为缺乏普世主义，而接近差异主义的民族，但是这条疆界是可以移动的。也就是说可以扩展也可以收缩。世界上既存在我们，也存在他们；在他人当中，有一些是和我们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是和我们不同的。在那些不同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为我们同类。而在那些相似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分为异类。但总存在一条区分完全人类和另类的界限，“在某些地方，你必须要划一道线”。英国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收缩到最小——只包括他们自己，但是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不列颠人，今天则是全体欧洲人。 美国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篇研究这条分界线的波动的论文，从美国独立到1965年，中心群体的范围持续扩大；而从1965年至今，则表现出收缩的趋势。 先是英国人，后来美国人也学会了融合所有的欧洲人，但曾对给予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地位有过犹豫。但是，这次扩大是不完全的，而“白种人”是扩大的标准，印度人、黑人和亚洲人则被排斥在精神壁垒之外，而正是这道壁垒将同类和异类分开。在1950至1965年间，新的扩大开始了：土生土长的亚洲人和印度人被重新定义为完全、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这一现象通过他们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可见一斑。特别是这些民族的妇女对于统治群体的男性来说不再禁忌，他们之间从此可以互相通婚。1950至1965年间，黑人问题却成为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在有意识的政治领域，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试图将他们吸纳进中心空间；在潜意识的信仰领域，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变，黑人妇女的婚姻种族隔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心群体扩大的趋势可以被乐观地解释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人类的理性最终促使他们承认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这样一种阐释意味着存在一种追求平等的原动力，平等原则本质上比不平等原则优越。但是，如果想要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1950年到1965年间达到普世主义的顶峰（但不幸的是为时不长），我们不可以将经济作为一个次要因素：来自苏联帝国的竞争。冷战时期是美国普世主义最大化的时期。 俄罗斯创造了共产主义，并意图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世界，当然，共产主义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为普世的意识形态。俄国革命的“古拉格”是针对全世界、针对所有人的，也很平等啊。无论共产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能谴责它没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对于苏联帝国具体运转方式的研究表明，中心地区所承受的暴力和国家的剥削要比附属民族沉重得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享受了最为充分的“自由”。 俄罗斯的普世主义是清楚而明确的。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共产国际建立时的活动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法国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人，他们似乎具有以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天然的能力，这种态度不仅可以引起好感，同时也有利于政治扩张。 冷战时期，美国不得不面临这个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外部。普世主义在外部表现为将同等的自由经济扩展到所有的发达盟国，以及在整个西方范围内鼓励实行非殖民化运动。在美国社会内部，共产普世主义的竞争使得反对黑人种族隔离的斗争成为必然。将在两种社会模式之中取舍的世界，不可能赞同一个将本国部分移民当作下等人来对待的美国。对于日本人和犹太人的吸纳是不可否认的一大成功。将黑人融入到政治体系当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的解放，也没有使他们散居到美国各地。黑人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是有他们自己的集中居住区，只能作为大量黑人贫困街区的补充。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竞争的崩塌，美国的普世主义也开始衰落。这一现象似乎在表明，竞争的压力使美国在普世主义方面超水平发挥，而一旦压力消失，美国的精神体系重新找到了自然的平衡，开始缩减吸纳外来民族进入“它”的世界的规模。  
美国国内普世主义的衰落：
美国社会和统计的“多种族”的特性使得我们可以“从内部”研究美国普世主义的衰落，并通过统计分析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败和第三个独立社群——“西班牙语人口”的出现。实际上，这些操西班牙语的人指的是拉丁美洲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地安和墨西哥人后裔。 然而，美国统计学研究表明，在世纪之交，美国男性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数量有轻微的上升：55岁以上者为，而15～24岁的比率上升为11。但是与黑人妇女通婚的白人数量增加得却并不显著，这表明这种种族禁忌的顽固性：被统治群体的女性不能够嫁给统治群体的男性。黑人和白人种族间的通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内部会稍微频繁一些。从统计数字来看，这种增加是显著的，同一年龄层次的通婚比率从增长到。美国犹太年轻人跨族通婚的比率达到50，犹太人进入美国普遍的婚姻市场，也就是说，族群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与以色列政府互助关系的不断升温，当然由此引发的议论也很多。 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80至1995年间，黑人跨族婚姻的轻微上升趋势很快就停止了。在美国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至1995年间跨族婚姻稍有解冻，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被冻结。妇女跨族通婚的比率在1980年是，1990年是，199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而1998年又停滞在3。但是对于美国的统计学家来说，这一比率可能已经太高了。尽管实际上升的幅度微不足道，但他们本能地感觉这已经不可思议了：“足够就意味着已经太多了。”1999年，他们聪明地将黑人和白种西班牙语人的婚姻排除在统计之外，这使得当年黑人妇女与白人的通婚比率又下降到美国2000年统计摘要，第54页，图54。。这是个假警报：波多黎各人——奉行普世主义的西班牙语少数民族与黑人通婚的比例是巨大的，这是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当前，大约98的黑人已婚女性的配偶是黑人。作为对这种几乎是绝对的种族内婚制的补充，我们还可以加上以下事实：超过一半的黑人妇女是未婚妈妈，这当然是因为她们无法与白人结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种族主义问题惊人的顽固性。更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恶化了，人口学方面的几个其他指标证明了这种退步。 第一个指标是幼儿死亡率，即一岁以前婴儿的死亡比率。美国传统上黑人幼儿死亡率就比白人要高得多：1997年，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是6‰，而黑人则是‰。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样的成就并不值得夸耀，因为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比起日本和欧洲来都要高。不过，毕竟这一数字还是在下降的。1999年，美国白人的幼儿死亡率降低到‰。相反，黑人的幼儿死亡率却“成绩斐然”，在1997年到1999年间，又从‰上升到‰ntionl vitl sttisticsreports, , ,septeber 2001。读者可能不习惯运用人口统计指标来解释社会现象，可能会善意地认为这一上升幅度是微小的，也可能会认为幼儿死亡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幼儿死亡率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因为它表明了在社会中，或是在社会的特殊领域中最脆弱的个体的真实处境。1970至1974年俄罗斯幼儿死亡率的轻微上升，使我明白从1976年开始苏联情况的逐渐恶化，也使我可以预见这一体系的崩溃e todd, lchute fle,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美国黑人的幼儿死亡率依旧在轻微上升，使它成为种族融合失败的标志。 然而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美国的精神体系并非是划分为两个种族的，而是划分为三个种族，即在统计学和社会生活中，西班牙语人口，实际上是来自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因其规模之大而构成了第三大基本族群(实际上，美国统计学包括五个群体，除了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语人之外，还有亚洲人和印度人。在现阶段，印度人由于数量不多，同时通过通婚的融合，和通婚融合的亚洲人一样，应当被看作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或“诱饵”。)。美国社会重新又形成了如同其独立时期的三重结构，如托克维尔在14世纪初所分析的那样：印地安人、黑人和白人。 墨西哥人社会的命运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仍是陌生的。某些指标，诸如儿童对于英语的良好掌握，表明了融合的进程还在继续，这与关于西班牙语区的激烈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跨族婚姻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最年轻一代中跨族通婚的比率在下降：超过50岁的人通婚比率为，35～54岁为19，25～34岁为，而15～24岁只有(ri deogrphics, novebre 1999)。这一降低并不一定表明美国国民态度的改变，而是由于在最靠近国界的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大量来自墨西哥的居民。虽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现象，但它仍表明从白人群体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地安西班牙语族。1999年不同族群的出生率证明了这一点：非西班牙语白人为（这种从语言和种族角度划分的类别奇异之极），非西班牙语黑人，“西班牙语人”。2001年，墨西哥人的出生率为。 在这样的一个以神圣化了的“多样性”（不同的出生、文化和种族，美其名曰“文化多元主义”）代替了全球化的平等权利的社会中，种族融合的失败难道真的会让人震惊吗？在美国社会中，平等价值观的退步，并不仅仅表现在种族关系这一个领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1980至1995年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强制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黑人，看上去是碰巧了）走向不平等的步骤，走向倒退和分裂。 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避免夸大这种描述的阴暗面，应当努力从整体上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体系的运行机制，对于这一机制来说，为了吸收其他人，例如日本人和犹太人，必须对某些人实行种族隔离，这些人当然指的是黑人，可能也包括西班牙语人口。这与其说是一个普世主义的吸收过程，不如说是差异主义的种族融合过程。 在美国国内普世主义衰落的背景下，犹太人却融入到美国社会的中心，对于那些对美国的战略选择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过程是与外部普世主义的衰落相共鸣的，显著地影响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具有明显的意义。将以色列纳入美国的精神体系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进行的，而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则是与对黑人和墨西哥人的排斥相一致的。 在美国，并不只是犹太社会对希伯来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忠诚不二。美国普世主义普遍衰落的假设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忠诚。尽管历史的真相很不容易被发现，我们还是应当进行研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一个新现象，以前从未出现，因此，这里并不想对其做出“解释”，而是要利用它来“揭示”美国深层次上的根本趋势。选择以色列是美国普世主义衰落和差异主义势力上升最显著的表现，这一点在外部上表现为对于阿拉伯人的排斥，在内部上表现为墨西哥裔融合的困难以及对于黑人长久以来的种族隔离。  
美国国外普世主义的衰落：
对于战略分析专家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忠诚确实是一个谜。对近期经典作品的阅读对我们没有丝毫启示。基辛格曾经仔细研究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在他看来，那是几个不理智民族在争夺这块“希望之土”，作为调停人的他在书中发泄了一个“现实主义门徒”由此而生的怒气。亨廷顿将以色列置于西方文明圈之外，而他的设想是把后者变成一个战略集团。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出版的新保守主义杂志《评论》，在其1997年3月对亨廷顿作品的书评中对此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态度：对该书将犹太人排斥于西方圈子之外不置一辞。布热津斯基根本没有谈到以色列。福山也没有。美国一方面和阿拉伯世界，或者更广泛地说，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对立，另一方面又如此重视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很难合理地理解这种关系，说明它的好处。民主国家之间必要的合作这一假说也无法支持这种做法。长久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所剩无几的土地上建设定居点，他们强加给巴勒斯坦人不公正的待遇，本身就是对于民主的基础——平等原则的否定。而其他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民主国家，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那种美国式的毫无分寸的同情。 以色列军队的作用也许是个较为有力的论据。美国陆军十分脆弱，动作迟缓却又不能接受失败，使其在陆上行动中越来越倾向于大规模地使用盟国的军队，甚至是外国雇佣军。出于控制石油收益的执着，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不敢放弃中东地区最强军队——以色列军队的地方支持。以色列不大的面积，特有的形状和高度的武装使它越来越像是一艘固定的航空母舰。不管是从美国军方的还是民间的战略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比起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感情和感谢，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依靠这支能在几天内或是几周内消灭无论哪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是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为什么“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们没有提起过呢？以色列的军队曾经为守住黎巴嫩南部地区，如今则为约旦河西岸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又怎能真的让以色列的军队控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油井呢？ 有一些解释强调美国的犹太社会的作用和它影响选举进程的能力。这便是“犹太院外压力集团”理论。在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阿拉伯非院外压力集团的理论对其进行补充。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连任困境中的政客来说，在阿拉伯团体的力量不足以作为抵消力量的情况下，支持以色列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如果不能赢取同样多的阿拉伯选票，为什么要放弃犹太选民的选票呢？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犹太群体，毕竟犹太人只有650万人口，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此外，美国并不是不存在反犹传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的非犹太美国人中出现大量的选民投票惩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政客。但是，那些反犹现在已经不反以色列了。我们靠近了问题的要害。 那些在美国犹太人看来反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群体，在政治上都遵从?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