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强大经济集团，但其在军事和政治上还不是有影响的一极。即便欧洲想要如此，也没必要使乌克兰成为其卫星国，因为它需要俄罗斯这支平衡力量以逃脱美国的监护。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美国几乎不存在。美国的强大发言权并不能弥补它在生产上的匮乏，而这正是乌克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美国除了军事和计算机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口。它不能给乌克兰出口所必需的生产和消费资料。至于金融资本，美国夺走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欧洲和日本的资金。美国惟一能做的就是利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的政治和思想控制来给人金融强国的幻觉，而俄罗斯得益于贸易顺差已经不再需要这两大组织了。 美国当然可以选择消费乌克兰创造的物质财富，将其在欧洲、日本或其他地方攫取的钱财支付给乌克兰。但乌克兰的贸易主要依赖俄罗斯和欧洲，将美国排除在外。2000年，乌克兰从独联体国家的进口额达到亿美元，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额则为亿，其中主要来自欧洲。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和服务总额为亿，占乌克兰进口总额的。同年乌克兰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总额达亿美元，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共计亿，其中包括对美国的亿，仅占总量的6。乌克兰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额仅占它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总值的56，对世界其他地区则保持顺差，出口额达到进口额的170。 这就清楚地显示了美国的物质匮乏：美国对乌克兰的出口只占它从该国进口商品总值的22。不要忽视了一点：美国对乌克兰的贸易逆差始于1994年。1992和1993年美国都略有顺差。在国际体系中消费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特色。至少可以说美国已经不再处于战后的生产过剩状态，也没有能力为走出共产主义的国家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另一个“马歇尔计划”。美国开始成为捕食性的动物。 关于乌克兰，我们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它将继续保持独立。它似乎正在接近俄罗斯，但莫斯科不可能将其重新夺回手中。如果俄罗斯经济复兴，它将成为超出本国地域的地区重心所在。独联体也许会用新的政治形式把俄罗斯的领导权和各共和国的自治地位结合起来。白俄罗斯将被吞并。乌克兰仍保持自治地位，但会成为第二个俄罗斯，小俄罗斯或新俄罗斯。“各种俄罗斯”这一概念将在各地区和国际行为主体的意识里重现。高加索以外的亚美尼亚也会保持其俄国盟国地位，怀着对土耳其的恐慌向俄罗斯靠拢。而土耳其在以后几年里仍会是美国青睐的盟国。格鲁吉亚也会回归原位。中亚各共和国将明白无误地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斯坦有点例外，它的半俄罗斯性质必然使其在整个体系里占据特别的地位。俄罗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文化行为主体，必然使美国驻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队陷入一种奇特的状态，“奇特”一词将包含它所能表达的各种含义。这样，在已经扩大的欧共体的东面就会马上形成以俄罗斯为指挥中心的第二个多民族政治实体。双方复杂的政治体系将使任何攻击性行为变得困难，也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变得难以想象。  
弱点变成了王牌
我所勾勒的这幅理想的、为世界所需要的俄罗斯肖像有点走样。我所描述的是个虚拟的民族。目前俄罗斯的个人暴力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国家正在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以保证能收到税并维护高加索边界的完整。它忍受着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造成的对俄罗斯与其说是有效的不如说是挑衅的包围。西方报界假充圣人谴责俄罗斯压制媒体，谴责俄罗斯的极右派青年，总之，指责一个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民族的种种不完美之处。我们的许多媒体太习惯于高度发达社会的甜蜜滋味，喜欢津津乐道地谈论令人担忧的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家们不停地说，要想确保美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让俄罗斯意识到它的帝国时代已经终结。这样做恰恰表明美国对自己的帝国地位深感忧虑。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扩张中的强国。无论俄罗斯的政权采取哪种形式，专制也好，民主也好，它的人口毕竟在减少。人口减少并老化的事实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只会给全球带来稳定而不是威胁。 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俄罗斯的人口运动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反常现象。最初俄国的人口减少和经济崩溃使美国一跃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使之沉浸在不可能实现的帝国幻想之中。美国于是起了打倒俄罗斯熊的念头。后来，人们发现缩小了的俄罗斯不仅不再另人担心，反而自动成为一大平衡伙伴，抗衡过于强大、太具侵略性、在国际舞台上过于游离不定的美国。普京在柏林如是说：没有人怀疑欧美关系的极大价值，但我认为欧洲要想成为真正独立的世界强权，必须联合俄罗斯，利用其在人力、领土和自然等方面的资源以及它的经济、文化和防务潜力。是我在“防务”一词下划的线。 在内心深处，我们并非绝对确信俄罗斯将建立民主社会，永远或者至少长期地服务于福山所倡导的普及自由社会的梦想。俄罗斯在政治方向上未必完全可信，但在外交上又是可信的。有两条主要理由：首先因为俄罗斯的脆弱。这一点很矛盾，俄罗斯的脆弱加上其内部的稳定成了普京争当欧洲潜在盟友的一张王牌。其次，无论俄罗斯是否是自由社会，它的普世情结使之以平等和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国际关系。脆弱让俄罗斯丢掉了统治幻想，加上普世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只能对世界的均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种将俄罗斯作为平衡力量的乐观看法对于美国经典学派里的现实主义者们来说毫无必要，无论其是否基辛格派。对于现实主义战略家而言，作为军事上的平衡力量根本无须考虑道义因素。 希腊人厌倦了雅典强权，最后不得不向斯巴达人求助。斯巴达人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典范，他们惟一的优点就是不愿意扩张领土。雅典最终消亡，毁于希腊人而非波斯人之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未来的俄罗斯将扮演斯巴达人的角色，一个实行寡头政治却被邀请为捍卫自由而战的城邦。此前俄罗斯扮演的是波斯人的角色，一个对其他所有民族都构成威胁的多民族帝国。这样的比较不可能推得太远，今天的世界太大、太复杂了，不可能发生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很简单：如果欧洲和日本愿意，美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来阻止它们重新获得自由。  
美国成了捣乱者
“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欧洲人曾认为这是一个显示团结的良好契机。欧洲领导人在北约这个针对某些国家的防务联盟中明确表示要加入定义含糊的反恐战争。此后的一年里，人们目睹了欧美关系持续降温的事实。表面看来这令人费解，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变得不可避免。面对恐怖主义暴行，盟国充分地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团结，但美国领导方法的粗暴无效、目标模糊的反恐战争却又暴露出了欧美之间的对抗。对“邪恶轴心”没完没了的指责，对以色列不变的支持和对巴勒斯坦人的蔑视，渐渐地改变了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曾几何时美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因素，现在倒成了捣乱者。欧洲人长久以来像忠实的孩子一般尊敬拥有家长式权力的美国，最后不得不怀疑美国这种不负责任的、危险的最高权力。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国际上，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对美国变得越来越敏感，而且这一进程还未结束。 法国人对美国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德国人的态度转变却是令人吃惊的。西德受到美国的保护自然对其领导人忠心耿耿，这是美国维持在欧洲大陆影响力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暗含的信仰又包括两层意思：美国人在1943至1945年用炸弹粉碎了德国，德国人出于服从强者的天性屈服于最强大的美国；此外他们对美国心存感激，美国让他们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恢复了经济。有了这种基于力量和利益之上的关系，德国人的永久忠诚似乎是有保证的。 英国盟友迟疑不决的新态度同样令人吃惊。英国向美国看齐对于美国的战略分析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先天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禀性和文明。布热津斯基提到英国给予美国的支持时的从容和随便足见一斑。英国政治左派和右派中出现的反美情绪是个反常的现象，因为英国曾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强硬态度表态要站在美国那边。不过以前英国人也曾成功地避免了参与越南战争。英国时而紧随美国之后，时而若即若离，这并非什么新现象，欧洲所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同的体验：与某物或者某人过于接近的话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感受。 旧大陆各北约成员国报界的详尽分析，描绘出了欧洲由恐惧到愤怒情绪的上升过程。就其后果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出欧洲态度的这种大转变。让美国军政领导人大为光火的是欧洲人最后同意制造用于军事运输的空中客车。他们还启动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计划以打破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垄断。这让人们看到了欧洲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因为该计划要把30多个卫星送入轨道。只要欧洲想做，也就是说只要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做，他们就一定能做到。2002年6月，德国和英国甚至威胁将针对美国提高进口钢材关税采取多种反击措施。此后，在国际会议上就能经常见到美国的大学领导、军官、记者尖酸，甚至是尖刻地公开责备欧洲人不够理解美国，欧洲人不够忠诚，还有（尽管他们没有明说）欧洲财富、权力的增长和自主权的上升。 仅仅一年的事态发展并不能解释欧洲态度的转变，它只是表面现象。要研究近期美欧间的政治不和，关键要看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如何觉醒，而不能只盯着对抗本身。所以要研究深层力量。有些力量让欧洲人和美国人靠近，其他力量则让它们分离。当前的进程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吸引力和离心力同时增长，这使我们的分析愈发复杂。在欧洲，想要和美国融合的力量逐渐增长，但更强劲的是与美国分离的力量，而后者越来越占上风。美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与闹离婚的夫妻非常相似。  
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
反恐战争伊始，欧洲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同美国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一样具有两重性。美国需要法德和解以保证北约的凝聚力，对付俄罗斯；但从没预料到它们的和解最后会导致一个竞争性的战略实体的诞生。美国从亲近、鼓励到怀疑、尖酸最后到反对的态度转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欧洲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的苏维埃化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需要美国的保护；二战创伤愈合、共产主义苏联垮台之后，他们又开始怀疑美国，怀念以前的独立时期。无论如何，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层看来，每个欧洲民族的历史都比美国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要厚重、丰富和有趣。欧洲人赶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这越来越让他们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也给解放运动提供了理由。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就是范例。 最近20年也出现了推动欧洲完全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自由主义变革（左派术语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反映”）在欧洲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发达国家受到寡头政治趋势的烦扰，新兴的社会阶层需要一个领导。当世界在军事领域不再需要美国的时候，它却成了全球不平等革命和寡头政治转变的先锋，诱惑着所有社会的领导层。美国今后所倡导的再也不是捍卫自由民主，而是替那些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维护他们的金钱和权力。 1965至2000年间，欧洲领导人没有在融合和解放之间做出取舍。他们同时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欧洲的统一，并于21世纪初将美国置于一个尴尬处境：他们不知道欧洲人会是忠实的仆人还是叛徒。欧洲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除了共同农业政策外几乎不再有关税保护。欧元自诞生之日至今贬值了25，对欧洲经济形成了一种保护，出口价格降低，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则上涨了同样的比例。2002年上半年当布什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实施保护性关税、增加农业补贴时，欧洲领导人和记者的叫喊表明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欧洲人并不希望欧元是对付美国的惟一工具，无论其汇率是走低还是走高，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在融入美国还是获得解放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 选择融入美利坚帝国对欧洲领导人有双重精神革命的意味：一方面意味着要摈弃自己的国家，缔结帝国婚姻；另一方面放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交换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领导阶层，“9·11”事件后，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美国”的时候，欧洲和法国大部分的精英都曾有过这样的冲动。这也曾是让—玛丽·梅西耶（法国威望迪集团总裁——译注）的梦想。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富人被华尔街榨取了钱财之后，美国的企业和银行让这种选择越来越失去诱惑力。尤其是美国右派中出现了厌恶欧洲的情绪后，欧洲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想自己解决问题，同时还想让欧洲人明白他们将来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美国差异主义抬头的趋势不仅涉及黑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还包括欧洲人和日本人。 选择解放则是基于欧洲客观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人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欧洲必须有能力保证自身的防务安全。在短期内不失为现实的选择。欧洲工业实力胜过美国，军事上又无须再担心遭到削弱的俄罗斯。但欧洲必须通过提升核打击力量来达到真正的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人从未把这一点挑明。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平衡给了欧洲充裕的时间发掘军事潜力，但欧洲面临的惟一问题是人口下降，因此欧洲未来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将处于劣势（与俄罗斯相比则未必）。 给出几种方案就意味着要从中选择，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阶层需转变为意志坚定的行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品位和价值观来决定未来的方向。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奇迹：罗马共和国的参议院、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体制的领导人、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的法国、格拉斯通和迪斯累里时期的维多利亚帝国精英们、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贵族等等。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伟大时代，甚至今日美国的社会上层也勉强可以算作此类，但由于他们总选择最容易的方案，因此谈不上是在做真正的选择。欧洲的领导阶层有能力做出艰难的、痛苦的决定，但其国民思想的四分五裂使人不能对欧洲集体思想的产生抱任何幻想。 决定欧洲和美国相互间立场的将是沉重的、潜在的因素。正如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事情的发展终将使欧洲脱离美国。  
欧洲与美国文化传承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文化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不能将文化与经济截然分开。欧洲文化推崇不可知论，追求和平与平衡，这些对于当前的美国社会是很陌生的。 亨廷顿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他所说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国的统治范围。为了给美国的攻击性披上文明的外衣，他拿穆斯林世界、信仰儒教的中国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当靶子，提出西方文明圈的存在。这个文明圈的性质哪怕用他自己提出的标准来检验都是不确定的。这个杂乱的“西方”概念将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同一个文化和宗教圈里。这种合并使人反感，尤其那些研究神学和宗教礼仪冲突的学者或熟知16、17世纪这两大教派教徒间血腥战争史的人。 亨廷顿提出的研究变量中包含宗教，虽然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做到前后一致——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严格地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当前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出欧洲和美国之间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