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立。美国人在宗教上喜欢漂亮而空洞的词句，一半的美国公民嘴上说去做周末弥撒，实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去了。受不可知论的影响，欧洲人几乎不怎么遵守教规。但欧盟更好地遵守了《圣经》中禁止杀人的教义。欧盟废除了死刑且拥有极低的犯罪率，每年100000个公民中仅有一人犯罪。在美国处决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犯罪率略有下降后现在仍居高不下，每年100000人中有6～7人犯罪。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观念不同，而不是因为它的普世精神而令人神往。它的暴力电影妙趣横生，但当这种暴力以外交和军事的方式对外输出时就让人无法容忍。欧美文化差异之大简直没有尽头，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妇女的专横和霸道让欧洲男人担忧，就像阿拉伯男人的全权让欧洲女人担心一样。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欧美观念分歧更深刻、更古老的原因是其社会形成的进程，在这一分析层次上习俗与经济已很难区别，可以用更合适的一个概念，即“文明”来取代它们。 欧洲社会是靠处境悲惨的农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而成型的。在多少个世纪中它因其领导阶层的好战习性而饱受其苦。欧洲很晚才享有财富与和平。日本和旧大陆（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世代相传的某种遗传密码，它们都对“经济平衡”这一概念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在道德方面它们会把劳动和报酬联系起来，在财富方面则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反，美国社会是近代成功的殖民主义的产物，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它依靠无限的矿产资源、未经开垦的土地和已经脱盲的外来移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得到飞速发展。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成功来自对上述资源无成本的开发与消费，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它所创造的。 欧洲、日本或者任何其他一个欧亚民族都懂得维持生态平衡和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这是长期农业社会历史的产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得不同土地和自然资源枯竭现象作斗争，而没有过去的美国看到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国经济不再注重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是一味追求不顾平衡的活力。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和奥尼尔对贸易逆差的轻描淡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在发展的同时耗尽了它的土地，浪费了它的石油，并从别国找来人才为其服务。  
美国社会模式对欧洲构成威胁
欧洲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其人口流动性比美国小两倍，包括英国在内。1981年，英国每年更换住地的居民比率仅为，法国为，日本，而美国高达(,residentil obility differences ong developed untries, terntionl regionl science review, 1991, ,n°2,～147)。美国人的居住不稳定性常被当作活力的证明，但美国目前工业的低生产率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是否会造成经济内在的低效率。日本人的迁居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但其生产能力却是美国的两倍。 欧洲的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的较低层次，即思想观念层次上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代表国家和公民的机构从不互相为敌。美国却正好相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公民与国家关系的一种表面的、可以见人的形式，在较低的观念层次上，这种关系则是绝对的偏执。英国的自由进程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要快，但在那里我们看不到美国所发生的武装民兵反抗联邦控制的现象(nthony kg, distrt of governnt:explg ri exceptionlis, sn j phrr et robert d putn, disffected deocr cies, pr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98)。欧洲社会平衡的中心就是社会安全。因此，美国输出其失常的资本主义模式对欧洲社会是一种威胁，对远离欧洲，但在上述领域又和欧洲如此相似的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 1990至2000年间人们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间取舍不定，莱茵河畔的德国工业模式注重社会凝聚力、稳定、劳动力的培训和技术的长期投资；与之相对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模式：鼓励利润、工作的流动性和短期的资金。日本和德国在经济模式和家庭结构上（都属弗雷德里克·勒普来所珍视的根式家庭结构）大体相近，只有细微的差别。人们对两种模式的利弊进行了猜测，1980至1990年间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德国和日本模式更有效率，1990至200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影响明显增大，但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而非工业方面。 经济模式的利弊问题尚在其次。美国体系不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物资供给。更严重的是，旧大陆不停地想使其根深蒂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适应美国的自由模式，现在导致了社会的爆炸，这个现象从极右势力在选战中接二连三地获胜就可见一斑。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受到影响。一个黑圈正在包围德国，德国出人意料地上升为欧洲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不禁让人想起30年代的情况。英国得以幸免，首先由于它能更好地适应极端自由模式。但英国人也忧心忡忡，重新感到一种让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冲动，包括在教育、卫生和铁路管理等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知道自己之所以能避免极右势力的抬头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目前德国和日本顶住了这股势头，并不是因为它们更适应一个多变的、不安定的社会，而是因为强大的经济使其民众直至现在免受其害。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社会凝聚力很强的民族一旦发生美国式的混乱局面必定会导致极右势力的上升。 准确地说，意识形态和战略之间的平衡正摇摆不定：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对坚决抵抗这种模式的欧洲社会成了一种威胁。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日本一度曾受惠于自由贸易体制，现在它们面对世界需求不足感到窒息。日本的失业率在上升。工人阶层已经感到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使这些社会内出现了质疑当前模式、足以摧毁当前思想和政治平衡的言论。 美国经济报界不断地要求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但事实上它们的错误仅仅在于生产能力太强。在世界经济萧条的阶段，工业经济强国往往比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更加痛苦。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了当时的工业强国——美国的经济。2000年生产能力低下的美国对付需求不足时却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报刊要求德国和日本实行现代化体系的文章让人忍俊不禁，因为人们不禁寻思如果德国和日本都开始像美国那样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将如何运转。归根结底，美国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国际贸易界自由主义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给美国的两大盟友——世界上工业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造成了问题。起初，美利坚帝国体系的稳定主要依靠的是它在二战期间占领并驯服的两大支柱国家——德国和日本来维系。现在的美国被贸易逆差、各种挫折和焦虑折磨着，不再能容忍其它国家，这使它慢慢失去了这两大盟友。 在欧洲，经济强国德国的新举动值得注意。美国的自由革命对德国社会凝聚力的威胁远远超过对法国共和模式的威胁，法国的自由传统更悠久，它将个人主义和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冲突只能算半个冲突，而德国与美国的观念冲突则是绝对的。2002年5月，布什的欧洲之行显示了德法之间的差异。德国反对布什的游行规模比法国要大得多。法国还沉浸在对戴高乐将军的回忆中，认为只有法国才能实现独立。它很难想象德国会挺身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欧洲的解放——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既依赖德国也依赖法国。 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给他们带来的问题，长久以来，美国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压迫。但欧洲人对于自己给美国造成的问题则认识不足。美国常常讥笑欧洲是没有自我意识、缺乏政治行动能力的经济巨人。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它忘了经济实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中诞生的融合与集中机制必然具有中、长期的战略意义。这就是为何在欧元诞生之前，美国就已经感到不断上升的欧洲经济对它造成的威胁。  
欧盟正在形成经济强权
自由贸易没有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但它促进了各洲之间的物资交流。全球化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自由贸易强化了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的交流并进而诞生了各洲的经济联合：欧洲、北美、南美，还有远东。美国领导制定的自由主义规则将会打破其霸权地位，并使各国脱离北美控制，组成区域经济组织。 欧洲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自主的强大经济实体。对美国而言，更糟糕的是经济强国之间的游戏将使欧洲扩大其边界，占领新的空间，无论是出于毗邻效应还是辐射效应。它几乎是不自主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影响整个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庞大规模，欧洲逐渐冲淡了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甚至可以将美国的基地吸收进来。 战略上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剖析世界：在军事领域，美国在旧大陆依然存在；在经济领域，美国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欧亚大陆都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军事角度讲，我们必须列举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部署情况。如果我们缺乏辨别力的话，我们就会以为美国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1500名茫然不知所措的士兵和关在阿富汗基地的12000名战士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据点就像两家效益不佳的银行代办处，专门负责为当地部落头领发放补贴。这些头领始终手握实权，例如，他们可以拒不交出美国想要抓捕（或者说装样子要抓捕）的恐怖分子。这种资助数量很小但够用了。当地经济是如此的落后以至于美国的援助足以支付当地雇佣兵微薄的薪水。 如果我们从经济视角来看待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世界上那些经济蓬勃发展、工业正在诞生、社会正在觉醒和民主化的区域，比如在欧洲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物质影响几乎不存在。 再看欧元区的周边地带，这里有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对美国具有关键意义： ·土耳其，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的枢纽； ·波兰，为了彻底忘记从前遭受共产主义专政统治的历史正在加快进入北约的步伐； ·英国，美国的天然盟国。 我们当然可以采纳军事战略学家们的观点：在这些大孩子们看来，上述三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强大、稳定的阵地。例如，在孩子气的拉姆斯非尔德眼中，世界上只有肢体力量最为重要。倘若我们将美国的这几处练兵场放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欧元的势力范围内。英国同欧元区的贸易是它同美国贸易的倍，土耳其为倍，波兰则为15倍。一旦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波兰别无选择，土耳其的选择余地也极其有限。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任何直接冲突都需要它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的牺牲——不过，它倒是很有这种英雄气概。 情况不是静止不变的。1995至2000年的数据表明波兰慢慢融入到欧元区中，土耳其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对美国的出口多，进口少。美国如同杂食动物，力图充当全球消费者的角色。英国虽然表面上属于欧洲贸易区，但在最近五年间稍稍偏向了美国。英国迈向欧元的进程考虑欠周，造成了通货紧缩，对英国成了一个阻碍因素而非吸引因素。 研究这些数据就会清楚地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毗邻因素非常重要。全球化在两个层次进行：世界层次和地区层次。国际贸易越来越朝着区域化和次区域化方向发展，这正是美国战略分析家的忧虑所在。只要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美国的角色就是资金和物资的消费者，而不是为之作正面的贡献。但经过严格的数学计算我们可以看到，地理毗邻造成的互动效应必然会使全球化现象的深层效应显示出来：世界经济重心向欧亚转移，美国将被孤立。 美国倡导的这种力量游戏促成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大陆相比，欧洲在地理位置更佳的亚欧大陆上占有事实上的统治地位。东欧、俄罗斯、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伊朗）以及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发展使欧洲理所当然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和增长的一极。它与波斯湾邻近的地理位置使美国的政治“学者”们认为这是美国在全世界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威胁。 分析危机的方法也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了军事力量对比和经济力量对比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欧洲对土耳其经济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使用其因西尔利克军事基地，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今天？明天？后天？土耳其必定要向欧洲看齐，这会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潜力大大下降。现在的欧洲人还没有这样考虑问题，但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了。  
欧洲向俄罗斯及阿拉伯世界摇动橄榄枝
与美国相反，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特殊问题。欧洲和其他地区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从别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用出口收入来支付进口。它所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但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取决于两个主要的矛盾，涉及两个与欧洲紧邻的对手：一个是美国霸权统治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它太强大以至于美国不可能将其击败；另外一个则是穆斯林世界，是美国的表演型对手，专门用来展示美国的军力。欧洲的利益在于和这两大近邻和睦相处，它的战略优先目标从此与美国的选择完全背道而驰。 只要波斯湾迫于日趋增大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向外出售石油，欧洲就无须担心任何石油禁运。欧洲不能无限期地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制造的混乱局面。经济现实表明该地区应该将合作集中在欧洲这一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美国的存在。土耳其和伊朗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欧洲和美国间的中期对抗也有可能就此引发。 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虽然遭到削弱，但它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现在又是理性的合作伙伴，欧洲只能与之扩大共识。面对俄罗斯，美国在战略上毫无办法，这倒减弱了它与俄罗斯的矛盾。在采取攻击性行动后，由于担心将来被完全排斥在欧洲和俄罗斯的谈判之外，美国不得不向俄罗斯表示友谊。 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伤害正在加深而且越来越具体化。欧洲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比如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法国的马格里布地区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等等。这些移民的后代成了接受国的公民，包括刚刚通过出生地法的德国（这使它缩短了与法国的距离）。欧洲同穆斯林世界保持友好关系不仅出于地理毗邻的考虑，也有保证国内稳定的考虑。而美国则以在国内和国际制造混乱的捣蛋者的形象出现。2002年第一季度，法国发生了生活贫困的年轻马格里布人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法国第一个体验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破坏稳定的政策所造成的苦果，尽管这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法国自身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来德国（因其境内的土耳其人）和英国（因其境内的巴基斯坦人）又怎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呢？  
美帝国的法国伉俪和英国情人
谈及欧洲的强大以及它对美国不断上涨的对立情绪，就要给“欧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经济区域，一个文化范围，一个民族的集合体。总而言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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